“是的!我知道,”宪兵回答说,“然而我不得不作笔录!”

“好吧,作笔录吧,既然您对一个新手的请求无动于衷!”

一个变得有同情心的宪兵将不再是个宪兵。

后者从他口袋里掏出一个包着一张发黄的羊皮纸的笔记本。

“您叫什么名字?……”他问我。

哟!我并非不知道,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下,按照惯例给当局一个朋友的名字。甚至,在那个年代,我有幸是亚眠学士院的成员,或许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我的同事之一的名字。然而,我只是给了我在巴黎的老朋友之一,一位富有才华的钢琴家的名字。那个善良的小伙子,在那一刻,肯定正在全身心地练习第4根手指,不可能料到有人正在笔录指控他的一次非法狩猎!

宪兵仔细地记录下了那个无辜者的名字,他的职业,他的年龄,他的地址。接着,他礼貌地请我把我的猎枪给他,——我赶紧照办了。这减轻了负担。我甚至要求他把小猎袋,铅弹包和火药壶也一起充公;但使我感到遗憾的是他大公无私地拒绝了。

还有帽子问题。它立即被以一个金币的代价解决,使缔约双方都感到满意。

“这令人遗憾,”我说,“这顶帽子保养得很好!”

“一顶几乎新的帽子!”宪兵答道,“我是六年前把它从一个退休的班长那儿买下来的!”

于是,以一个合乎规定的姿势重新把它戴到头上后,那位威严的宪兵摇摆着髋部朝他的方向走去,我则朝我的方向走。

一小时后,我到了旅馆,尽力隐瞒我那支被充公的猎枪,对我的不幸遭遇只字未提。

应该承认我的伙伴们从他们的出征中七个人带回了一只鹌鹑和两只小山鹑。至于蓬克鲁埃和玛蒂法,自那次争论后便结下了死仇,而且马克西蒙和杜伏歇尔为一只仍在跑着的野兔动了拳头。

第十章

这就是我在那难忘的日子里经历的那些不安。我可能打中了一只鹌鹑,可能打中了一只小山鹑,可能打伤了一个农民,但千真万确的是我打穿了一顶宪兵的帽子!未经许可,草拟了一份指控我的笔录,用的是另一个人的名字!我欺骗了当局!!!对一个见习猎手来说,刚开始这种安德森们和佩迪赛们的生涯时,还有什么未遇到的呢?

更不要说我那位钢琴家朋友,当他收到来自杜朗的轻罪法庭的一份出庭传讯时,该会多么不愉快地大吃一惊。此后,我知道,他无法弄到一份不在场的证明。结果,他被判罚款16法郎,加上负担的诉讼费用增至了32法郎这一数目。

我得赶紧补充一下,一段时间后,他从邮局收到一张归在“归还”名目下的32法郎的汇票,这是对他垫款的赔偿。他永远都不会知道这是从哪里来的,但轻罪的污点并未在他额上减少,因为他有着一个犯罪记录!

第十一章

我不喜欢猎人,如我在开始时所说的,尤其是因为他们叙述打猎的冒险。然而,我刚叙述了我自己的打猎冒险。敬请原谅。这再也不会在我身上发生了。

这次出征将是作者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但它留下了一种类似积恨的记忆。因此,每当他讲述一个猎人,跟着他的狗,猎枪挟在腋下,他从不会忘记祝他打猎愉快:有人说“这带来倒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