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亲戚”这句话,是我在墨西哥请同僚为我讲解西班牙语小说时发现的。Parientesdelavida,说是叫做“悲伤”……某一种悲伤,让人非常为难,却无法将其从自己身上割去,这就有点儿像麻烦的亲戚,那样一种悲伤纠缠着人生——那就是这部小说的主题。我想写的就是伴随巨大的悲伤一同生活、生气勃勃地吸引着人们关注的那种女性的生活方式。

小说的主人公麻里惠有两个身患残疾的孩子,这两个孩子经过合谋,从一处海岸的断崖上,智障却是身体壮实的哥哥推着坐在轮椅上的弟弟,两人一同跳进海里。作品里发生的这起事件,是能够想象出的最为悲惨的变故,我设定的就是这样一起悲剧。遭遇了如此之大的悲伤后,身为母亲的主人公将如何独自活下去?只要她还活着,那悲伤就难以克服,但是唯有如此,才能被“人生的亲戚”那个悲伤所纠缠,同时坚强地生活下去。当时我所想象的,就是这么一个尝试。后来她参加了带有宗教性质的团体,为了在海外从事工作而去了海外。她在墨西哥的农场劳动期间却患了癌症,但是直至最后也没有屈服。在墨西哥,她还为自己拍摄了滑稽的性爱照片,送给了一直甘为自己服务的三个青年,显示了这令人不可思议的幽默之后,她死去了。

——玛利惠还对“我”提出了极为大胆的提议:

意识到我的目光被裙子深处所吸引后,她并没有做出夹紧双腿的动作,反倒是再度在那张充满疲惫和忧郁,却像是贝蒂①式花哨的面庞上浮现出微笑,提出了一个在精神上未必正常的提议,话虽如此,在肉体上理应同样未必正常……

“今后,我将不会再和你一起过夜了吧?既然如此,就提起精神干它一次如何?在光睡着以后,你会悄悄过来吗?”

“……还很年轻那会儿,曾受到两三个人非常直接的诱惑,却没干那事。后来一直很后悔,所以呀,从那时起,就决定今后不管怎样都要去干!我有过这么一个时期啊。不过……现在嘛,干也好,不干也罢,这其中都有一种令人怀念的东西。而干与不干其本身,倒是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差异。我已经到了如此回想的年龄。”

“也就是说,即便不干也无所谓呀。……我觉得,我也会满怀眷念地回想起今天这个夜晚的。干也好,不干也罢。”毋宁说,玛利惠显现出放下心来的模样。

在这部作品问世前不久,您发表了花伯母与女先生激烈论战、森林里的神话与千年前的和歌交相共鸣的《另一位和泉式部诞生之日》(1984),以及把革命的学生运动中的女斗士作为主人公的电影脚本底稿《革命女性》(1986)。您在非常大的范围内描绘了那些具有很强个性的积极的女性,可我们却没有从中看到足以贯穿大江作品整体的所谓浪漫的戏剧性场面得以展开。那是为什么?这也是包括我在内的、周围所有女性读者长年以来共同抱有的疑问。

就这个问题接受你的采访,这还是第一次。我认为,情况确实像你所说的那样。我是一个从文学史上的浪漫主义时代——也是从布莱克到叶芝的英国浪漫主义时代——接受深刻影响的作家。话虽如此,在实际与女性交往的关系中,我与浪漫可就没什么缘分了。相互痛苦折磨、深陷于悲剧性状态,或以英雄般气概超越这一切……我从不曾经历过这样的恋爱。因此,也就无法在小说里写出这些内容。

结果,当现在回顾这漫长的一生时,觉得唯有如此才是“大江健三郎的人生”,这可能是因为与我关系亲密的女性,并不是对等地进行恋爱,或折磨对方或被对方所折磨,其后共同成长的那种女性吧。我所接受的影响,来自于母亲和妹妹以及妻子,是的,就连我的结婚对象也是朋友的妹妹。我总是受到她们的庇护并得到她们的照顾。嗯,好像一直是作为孩子生活过来的,这就是我的人生。

——总觉得这好像是一个让朋友灰心丧气的回答(笑)。我也不认为你们夫妻会是那样的关系。

不,我和妻子的关系,恰恰就是那样的。身为男性的丈夫一直受到身为女性的妻子的庇护,这种生活在一般的婚姻生活里是不多见的,但是就我的情况而言,生下患有智力障碍的孩子以来,已经四十三年了,在生活中妻子一直庇护着智力停留在四五岁阶段的孩子,我则像是那个庇护行为的助手一般跟随在妻子身旁。我们就是这样做过来的。在那种时候,与其说我身处庇护孩子的一方,不如说我与那智力障碍的孩子一道依赖妻子,我们就这样一同生活着(笑)。总是在某个处所得到妻子的帮助。我在这样一种感觉中走到了今天。所以我认为,在迄今的生活里,我和妻子不曾有过那种平等相对或非难或道歉的男女间争执不休的经历。

即便在我的小说里,也会有男性与女性相互冲突的场面。一般说来,发生了冲突之后,在下一段情节里,大致就会向和解并恋爱的方向发展。在我的小说中,这样的事情则不可能发生。一旦出现对立,就绝不会再相会。我所描写的就是这样一种感觉的男女关系。我认为这一点是作为小说家的巨大缺失。细想起来,我从高中进了大学,除了伊丹的妹妹以外,从没得到过来自女性的真诚关爱。她们对我的感觉,大概会因奇异和滑稽而称为——初期短篇小说中的有趣之处基本上也在这里——家伙这个称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