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我必须说,刚才引用的主人公的母亲那些话语,曾是原样刻在我少年时期的灵魂之上的创伤。

对于您来说,这个村子也曾是您的灵魂被刻上创伤的场所,您曾这样写道:“我觉得似乎可以这么说:为了治疗自己的创伤,我开始写作包括这部作品在内的许多小说。”您的这种心情现在仍然没有变化吗?

没有变化。人们说起诗人、小说家和作曲家的幼年期时,往往会说那是牧歌一般的时期。由于我是这种森林里的孩子,准确地说,确实沉浸在牧歌一般生活里的,只是一个很短暂的时期,一进入国民学校,便感觉到国家像——也就是以天皇为顶点的大人们那构造体的威胁。我认为,是被老师彻底而全面地强制着接受的。

回想起这一切,与那个时期自己内心的活动也不无关系……写作题为《请亲自擦干自己眼泪之日》的小说那会儿,我这个在东京从事写作活动的小说家的生活本身,就存在着一种危机感。在这样的状态中回顾少年时代,其悲剧性侧面便清晰地浮现在了表面。于是,就将其写成了小说。

比如围绕“牛尾巴料理”的记忆——战争时期这一带有人私杀耕牛,家父也去求微薄的人情想要购买。然而,他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顾客,所以只分到一些牛尾巴,便把那皮给剥去,从关节那里切断,嗯,就做成了像是法国料理或韩国料理那样的东西。有人把那带着血污的牛肉用报纸裹好,晚上便抱着那纸包送到我家来了。

然后就是有关狗的叙述。战争末期,一个男人突然出现在村子里……是骑着自行车来的,说是“把这个村子里的狗全部集中起来,到明天为止”,还说这是来自上面的命令。孩子们也帮助抓狗,我把邻居家那条名叫肉团儿的大红狗给带去了。在这下面流淌着的小田川的,比这里稍微上游一些的渊潭岸边,有一块不大的洼地,那家伙就在那洼地里把集中起来的狗接二连三地都给打死并剥去了狗皮。然后,他把狗皮一圈圈地卷起来,就像折叠毛毯似的。最后,他把狗皮装在自行车上,留下“为了现在正在北方打仗的士兵,要把这狗皮捐献出去”这句话便离去了。在那以后,村子里便处于连一条狗也没有的状态了。

下面要说的是另一个方面的紧张,是围绕自行车的。在我骑自行车前往邻镇的途中,有一个年龄比我大得多的孩子,而我无论如何也只能从他家门前经过,一被他抓住,便总会遭遇暴力,我说的就是这个紧张感。那个时期,村子周围乃至国家周围都在进行战争,村里有的青年上了战场并被打死。在学校里,校长就会说“他是喊着‘天皇陛下万岁’而死去的”,然后便接着说道:“你们也必须下定决心,准备为天皇陛下而死!”当时,就连我也在想,那就这样吧!作为战争时期的孩子,我也曾有过柔和的、沉静的、唯其如此才是牧歌般的回忆。但是,某种黑暗的东西却在这些回忆的底部敞开了洞口,我总感到自己仿佛就要被吸入其中。在回忆起这一切的同时,目前生活在大都会的这个乡村出身的青年,就写起了小说……是的,我曾有过在这种意识下写作小说的时期。

——在《奇妙的工作》里出场的“我”,应聘打工去杀死大学附属医院饲养着用于实验的那一百五十条狗,成为其原型的“工作”是真实存在的吗?我觉得,有些读者会将其解读为完全虚构的假设。

在很大程度上是扎根于现实之中的。当时我听说了有关狗的一些传闻,并将其放在头脑里,而村子里曾发生的杀狗之事则构成了黑暗的基础,便在现在的风景上投下了黑暗的阴翳。作品反映了写作时感情的某个侧面,阴暗和明亮各自夸张地显现出来。尽管存在这样一些因素,主要还是扎根于当年在村子里生活的记忆。

第十三章一九六○年的安保斗争

——原来是这样啊。那么,“峡谷中的森林”,也就是叫做“村子=国家=小宇宙”的场所,在大江作品里的全面登场亮相,我认为始自于一九六七年发表的长篇小说《万延元年的Football》。与这个爽快的题名正相反,作品所关注的是一九六〇年的安保斗争之总括,以及如何从此处将问题推向深入,对于当时的日本青年来说更为深刻的这个问题,就流淌在作品的底层。动手写作这部作品之前的那些苦恼,您在解说等文章里也曾提及,可谓是七颠八倒、跌倒又爬起的经历。

在动手写作《万延元年的Football》这部作品之前,曾经历过一段最为痛苦的摸索时期,花费了很长时间,好不容易才搭建起根本性的骨骼结构。在实际开始动手写作之后,也还一直认为有需要开拓性地克服困难之处。总之,我是抱着这样的决心开始写作的:要在百年之间往返,要返回到相隔百年的过去,从那里再度前往未来,而且,我要反复再现这个过程。万延元年=一八六○年的农民暴动,还有以村里青年们的足球练习为隐喻而准备的一九六○年的暴动。将相隔百年的这两者连接起来,我就以这种形式开始了写作。一八六○年曾发生叫做“樱田门外之变”的政变,年号则从安政改元为万延。此外,开创一个新时代的胜海舟等人也成功地远航了美国。在开始写作以前,是非常困难的,一旦开始连载,就相对顺畅地写了下去,这又与结尾处的新发现连接起来了。

的确,我在青年时代经历过的最大的社会事件,就是围绕是否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在东京都内挤满示威游行群众的一九六○年的市民运动,当然,我本人也参加了那场运动。与此同时,自己也是一个考虑把该事件写入小说之中并为此而苦恼的青年。细想起来,这两方面都是没有年龄差距的年轻人,可一个家伙在行动,另一个家伙只是在注视着这一切(不久后也开始以该事件为主题而写作小说),就这样,我把自己一分为二,亦即实际参加示威游行活动并因此而受伤的人物,以及另外一人,只是一味进行思考却并不行动的人物。这个人物郁闷地待在家里读书,可最终还是受了伤。考虑到这样一个分身,便虚构出了二人组合——根所蜜三郎与鹰四这对兄弟。这种二人组合的方式还成为我其后小说里的原型。比如将我最近的三部曲编入到一本书里去的特装版版本,被选作这一整套书之题名的《奇怪的二人组合》,即构成了我小说的基本要素。就这样,有意识地想要把我自身一分为两个人物并加以把握的创作技巧,《万延元年的Football》是第一个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