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这种无法分辨左右之色彩,无法加以说明且不合道理的感受性,才是大江先生文学才能不可估量的一个侧面。只是被您本人频繁以“虎头蛇尾”这个怀疑性口吻叙述的政治性活动,尤其是您将“核时代”经常放在头脑里而作的诸多相关发言,在大江全部作品中,无疑同样占有很大位置。在光诞生后不久便成为您所从事的工作的,是一九六五年发表的《广岛札记》。这部作品在《世界》杂志发表后便被岩波新书系列所收录,其发行量累积达到一百多万部。一九七〇年,您在《冲绳札记》里提出“所谓日本人究竟是什么人?能否将自己改造为并非如此日本人的另外一种日本人?”的质疑,并在此基础上就冲绳主权归还本土的问题写了现场报道。围绕其中的一些记述,目前也还在打着民事官司①……以您刚才说到的逃亡者的感觉为基点,我认为大江先生的基本姿态是一以贯之的。

回顾我这将近五十年的经历,你刚才说到的所谓“一以贯之”,与其说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社会性的更为准确。对于这样一个我的关注性质,我本人也是这么认为的。不过,这并不意味着在我身上存在着伦理性的强韧,因此才一以贯之——比如说,就像中野重治那样的。如果从五十年那个时间点进一步溯流而上,关于始自于少年、青年时代的战后民主主义,关于安保斗争时期的态度,对于如何思考这一切,在最初阶段,我几乎是一无所知,完全是一个晚熟之人。我只是有一种感觉,自己决定向那个方向而去。之所以如此决定,这其中有孩童时代阅读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的影响。但是,当我考虑如此这般地往那个方向而去之后,从此就再也没有改变过自己的方向。作为晚熟的外行之人,围绕本身所从事的工作阅读相关书籍。而且,这种学习是自己独立进行的。我绝不归属于任何党派,就用这个方法独自走了过来,并在这个过程中如此深化了自己的工作。

我虽然参加了围绕一九六〇年的修订日美安保条约而开展的反对运动,却并不清楚这究竟具有什么意义;还有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之事;日本至今仍有美军基地之事;甚至在冲绳继续存在着美军最大的基地之事;在现实中,日本人持有社会安定感,经济也保持着发展的势头,可这个状况究竟意味着什么?对于这些问题,我一直在学习着。较之于一同工作的那些人,我确实是落后了,在反对安保条约斗争处于最高xdx潮的那个阶段,我还有许多问题一点儿也不明白。不过,自己决定只是凭着感觉向那个方向前进的这场运动是否正确呢?我一直在确认着这个问题。与此相重叠,出生于一九六三年的我那长子光,患有先天性脑疾。作为其年轻的父亲,不久后我去了广岛,在那里得以邂逅极为出色的人,他就是原子弹辐射病医院的院长重藤文夫①先生。这位先生非常宽容地接待了我,回答了我提出的任何问题,还为我介绍了遭受原子弹伤害的诸多患者。我从中得到了教育,知道存在着身处正方,或者说确实非常正直——我使用的是正统这个词汇——且态度明确的人。我由此产生了一个想法,想要向这种人学习,想要站在这种人一方,便写出了《广岛札记》。“这个人经历了原子弹爆炸的巨大考验,在这里从事着他的工作,自己不可忘却他的这种美丽。”这样一种心情,作为最最根本的东西被镌刻在了我的心里。

下面要说的是一件偶然发生的事。前些日子,由于我和伙伴们共同创建的“九条会”②事务,我去了埼玉市,见到了组织集会的那些人员,其中有一人让我随即产生了“啊,此人是特别之人”的感觉,只看了一眼他的脸型和态度,就觉得仿佛一股电流传了过来。十多年前曾与他见过一次或两次面,可他的脸型却早已经忘了,这其中也有彼此都上了年岁的缘故。尽管如此,还是把他给认了出来,随即意识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与之交谈过后,重新确认了此人便是肥田舜太郎①。原子弹爆炸那会儿,他作为军医救治那些负了伤的士兵,其后就一直在原子弹爆炸和医疗的接点处持续着他的努力。这个人此时就站立在那里,他的存在本身与四十多年前邂逅相识的重藤先生重合在了一起。是的,我们身边就有这种类型的人。早在将近三十岁时,我就经历过这种邂逅。而且,在我遭遇人生里不曾有过的巨大困难——自己的儿子带着先天性脑部重疾出生到这个世界时,我去了广岛,受到那样一些人极为宽容的接待。我觉得,这是自己人生中的最大幸运。

——刚才您说到了“九条会”,该会于二〇〇四年由您和鹤见俊辅②、小田实③、井上厦等人组建而成,二〇〇五年曾在东京湾的有明圆形大剧场举办近万人参加的集会,目前已经成为很大的市民运动。对于大江先生的相关社会性发言和行动,萨义德在与您的往复书简里这样写道:“大江先生,你不是为了网罗名声以及奉承,而是为了踏入人的存在所伴随的复杂且不见人踪的泥沼,在动员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这个不可估量的信誉力量。”

此事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所以在日常生活中意识不到诺贝尔文学奖。长期以来,萨义德本人一直是哥伦比亚大学具有代表性的教授,还是一个拥有高度文学修养的文学理论家。而且,他曾把来到纽约要在联合国发表演讲的阿拉法特那份讲演稿,帮助翻译成地地道道的英语文稿,他也因此在中年时直接介入到巴勒斯坦问题里去。但是,由于对阿拉法特路线感到不谐调,便抽身离开了阿拉法特。对于奥斯陆协议,他是最为强烈的批判者。在那以后,作为独立写作者,他继续从事着与巴勒斯坦问题相关的工作。在现实中,萨义德不是那种沾着满身泥水进行活动的人。我——当然无法与他相比——也一直坚持反权力的立场,不过就像先前说过的那样,即使参加了示威游行,也不曾将其置于小说家生活的最高位置,经常只是在持续着小说家的人生。我没有深入现实政治活动的经历,估计也不会有人将我视为政治上的同志。但是,小田实呀,他是一个好作家和优秀评论家,与此同时,还是深入现实的活动家。虽然我也参加了同一个市民运动①,却将重心置于文学之上。较之于实际运动,我更多是在使自己的主张显得合理。因此,在现实的运动中,我们的主张总是归于失败,比如广岛问题、冲绳问题、核武器问题,还有不久将要出现的宪法危机,全都是如此,自己的主张几乎从来没有实现过。然而,即使撞进无法通过的死胡同,也从不曾被打翻在地以致考虑背弃自己的主张。这就是感到自己是虎头蛇尾之人的缘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