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啊,我年轻时关于性的人、政治的人之构图,完全是观念性的,构筑的理论如同火柴棒做成的工艺品一般,然后贴上小说的皮肉,我本人只是在这方面拥有非凡的才能而已。有一个时期,我被报界理解为“在性的侧面具有冲击性表现的新作家”。我也曾想听之任之,但是,那就终将成为刚才说过的“火柴棒做成的”作家。

关于性,或者说关于女性,我后来能够稍稍认真地进行思考,还是在年逾五十写出《致令人怀念的岁月的信》之后吧。从那时开始,作为实际创作的作品来看,我的晚期工作已经开始了。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晚熟作家,尤其在对女性的描写方面……

第八章“安保批判之会”和“年轻的日本之会”

——另外,一九六〇年,您加入了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安保批判之会”,还参与创建“年轻的日本之会”。在《严肃地走钢丝》和《持续的志向》这两部随笔集里,您反复表明自己反对安保条约的决心,例如在“政治想象力和杀人者的想象力”这篇文章里的这一段表述:“比如在一篇小说里,无论展开多么荒唐无稽的空想,正处于该创作之中的那位作家的意识,是扎根于作家那进退两难的现实生活中而进行的sedépasser①的作业。也就是说,作为作家,所谓行使想象力,并不是完成一个梦幻。相反,这种想象力根植于一种生活方式之中,这种生活方式关乎日本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关乎重重包围着这一切并不容分说地侵蚀而入的那个世界的所有现实,而作家自身则在不断掘进,并如此这般地超越现实中的自我。”

好像是什么了不起的文体(笑),似乎在说非常确信的事情。如果让刚才说到的“战后派”那些文学者看到,他们或许会觉得这是充满孩子气的文章。在东京大学的法国文学专业,我写了以萨特的想象力和创见之思考为主题的毕业论文并毕了业,然而,同时也感到萨特的想象力与自己写小说时所考虑的想象力却是大相径庭。临近毕业时,我阅读了加斯东·巴什拉②的作品,其中有这么一段文字:“所谓想象力,就是对自己所认识和了解的事物进行改变和变形的能力,此即为想象力,文学以及现实中的一切活动皆由此而肇始。”我读了始于上述基本构图的巴什拉,便考虑将想象力的模仿对象由萨特转至巴什拉一方,也就是在考虑所谓“转向”,并在笔记以及卡片上开始作相关记录。与此同时,也在一直思考萨特长期以来从事的工作——他原本是观念性的学者——是被如何运用到政治活动中去的。我想观察并学习之,这种想法在我的头脑里存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然后就是一九六〇年,当时我已经二十五岁了,坚持重新制定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政府之意向与号召将其废弃的反对运动发生了对立,哎呀,那是一场轰轰烈烈的国民运动。“战后派”的野间宏等文学者以及理论家丸山真男①那样的学者,都早已不是每天参加实际示威游行的年龄了。“第三新人”他们对此原本就没有兴趣。于是,作为其下一代人,便打算只要有示威游行就前去参加。具有如此想法的那些从事文学、戏剧和音乐工作的年轻人非常之多。不久,有人创建了“安保批判之会”,在这个组织里,比我年长五六岁且可以信赖的那些人拥有很大力量。从那里传来召唤之后,尽管不想参加从事政治活动的党派,却需要参与政治性的现实,我就怀着这样的心情,顺水推舟地与自己身边的那些年轻人参加了反对运动。于是,我就丢开手边的文学工作,出门参加示威游行去了。而且,为了使得自己理解这样的举动,便写下了你刚才引用的那些文章。当时我是这样考虑的:①前去参加示威游行,也算是自己所从事的想象力工作;②得以改变此前从现实中感受到的印象;③由于这种改变而写作小说,并因此而使得自己本身也得到改变;④整合在现实中使自己得以改变的条件。

由于此前我只是凭依理论,以孩童游戏般的感觉写作小说,因而当时怀有一种期盼——或许可以转变为能够更加深入地接触现实的那种人。

——当然,您也受到了来自“大人”们的批判。尽管如此,您借助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投掷而出的您自己和针对社会的质问,却也是普通青年们的质问,即便现在读起来,我也只能作如此结论。如果与同时期的小说结合起来阅读,其中的意义就更大了。

当年,我总是试图在生活中将自己的想象力与现实社会的动向联系在一起,如此一来,便发现一些与我的想法大致相同的人,比如先前说到成为朋友契机的作曲家武满彻。他是一个极为纤细的人,就连我这种人的情感之线也随之细了起来,只是与他仍然不可比拟。那时,示威游行的队伍需要通过已被机动警察封锁了的路段,还有一些女性也参加了游行。当时警察经常用高压水龙头对着游行队伍喷水,武满便挤过我的肩头来遮挡那水柱,可随即就被那高压水柱冲得飞了起来。他可是一个非常纤细,其肉体如同孩子一般的人。然而,面对正在喷水的机动警察,却能够发出像是要刺入对方肺腑、对手不受伤他就不肯罢休的喊叫声,真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人。我就和这么一个人一起参加了示威游行,并遭到那高压软管里水柱的冲击。然后,为了寻找擦干身体的地方我四处乱转,最后疲惫至极地回到自己租住的房间,最终借助读书而恢复了自我——就是这种程度的参与现实。